一、案件背景

王某某为浙商S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，李某某为济南G公司的实际负责人。2010年12月，浙商S公司与济南G公司签署煤炭供销合作协议，双方约定自2010年12月至2012年12月，济南G公司向浙商S公司每月供应煤炭25万吨。 

实际业务模式为浙商S公司向济南G公司提供预付款，济南G公司买煤后再卖给浙商S公司，并保留一定的利润给浙商S公司。至2011年底，济南G公司欠浙商S公司2.5亿元的煤炭预付款，且该公司出现巨额亏损。

王某某表示，济南G公司对浙商S公司的欠款若超过一年，按照浙商集团的要求王某某很可能受到处分。为了应付上级单位的年度审计，王某某经人介绍联系山东T公司，要求该公司协助浙商S公司、济南G公司虚增交易流水量，三家互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，形成环状销售，三家公司相互转款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济南G公司向浙商S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.09亿元，税额为1580万元。三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全部予以抵扣。

二、法院判决

1、济南中院的一审判决

济南中院认为，被告人王某某为了应付上级单位年度审计，要求浙商S公司、济南G公司、山东T公司签订没有货物来源与具体使用单位的煤炭买卖合同，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，三家公司循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侵害了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。

最终，济南中院于2015年12月4日判决王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。

2、山东高院的刑事裁定

一审判决后，王某某以其无罪为由提出上诉。最终，山东高院于2016年6月2日作出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3、最高法的再审决定

原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，王某某之子王某奇向山东高院提出申诉，山东高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驳回申诉的通知。

王某奇不服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。最高法于2021年6月22日作出再审决定，指令河北高院对本案进行再审。

4、河北高院的判决

最终，河北高院于2023年9月8日作出刑事判决，撤销山东高院的刑事裁定、济南中院的刑事判决，认定王某某无罪。河北高院的主要观点如下：

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凭票抵扣税款的功能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危害实质在于通过虚开行为骗取抵扣税款。但如果虚开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骗取国家税款，且虚开行为并未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，如开票公司之间的销项税与进项税持平，该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，不应以刑事手段进行规制。

本案中，王某某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，安排与策划三家公司循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目的是将旧账转为新账，应对上级集团单位的年度审计，主观上不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，客观上整个虚开的流程是环开环抵，并未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。因此，王某某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。

三、律师分析

该案中的当事人王某某虽然最后被判决无罪，但是过程是非常曲折的，整个过程长达8年时间。

在以往的判例中，不同法官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判决有所差异。有的认为是行为犯，只要有虚开专票的行为，不管目的如何，也不管结果是否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，均应认定为触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；有的认为是结果犯，虚开行为应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，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骗税的目的；有的认为是目的犯，成立虚开罪的要求是行为人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。

滕伟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刑四庭庭长）等法官于2024年4月24日发布的《“两高”<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>的理解与适用》，认为应该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进行限缩解释，构成该罪应“以骗抵税款为目的”或者“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”。

本案中，济南中院认为三家公司循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侵害了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，最终判定王某某触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是典型的行为犯观点。

河北高院认为，王某某安排三家公司环开环抵，目的是为了应对上级单位的年度审计，主观上没有骗税的目的，客观上未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，最终判定王某某无罪。

河北高院的观点与最高法法官的观点一致，该案例入选了人民法院案例库，对未来类似案件的判决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。